丁丑仲冬，倭寇犯华，金陵沦陷，天地为悲。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城破，六周之间，屠戮我同胞三十万有余，奸淫掳掠，焚尸灭迹，暴行之烈，旷古未闻。秦淮水赤，紫金含冤，城郭之内，尸横遍地，几无立锥之净土。此恨此痛，虽百世不可磨也。

及至倭寇乞降，正义终得申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东京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判决书长达一千二百一十八页，特设“攻击南京”与“南京大屠杀”两专章，明确认定：“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法庭审理期间，共有十名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证人出庭作证，其中五名中国人。金陵大学医院医生威尔逊证实：南京陷落后数日，医院即挤满不同性别、年龄的伤员，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他们众口一词地说伤是日本兵造成的。一位妇女颈肌肉被全部割断，一名八岁男孩被刺刀刺穿胃部。许传音博士在法庭上描述他亲眼所见：“到处是尸体，有些被肢解，有些保持着他们被杀死时的姿态——有的跪着，有的弯着腰，有的侧卧，有的四脚朝天。在一条主要的街道上，我甚至开始数躺在路两边的尸体，我数到了五百多具，但由于太多，根本数不过来。所有的尸体没有一具穿军装，都是平民，有年龄大的、小的、妇女和儿童。”

一九四六年二月，中国于南京设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以石美瑜为庭长。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于黄埔厅大礼堂，八十余位证人出庭举证，物证达数千件。谷寿夫犹狡辩未曾杀戮平民，然石美瑜亲赴中华门外挖掘受害者骨骸，陈于审判台上。更有罗瑾、吴旋所存日军自行拍摄之十六张暴行照片，辗转藏于毗卢寺墙缝，终成“京字第一号证据”。一九三八年，年仅十五岁的照相馆学徒罗瑾为一名日本军官冲洗“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多张日军砍杀中国人和侮辱中国妇女的照片，遂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加印，从中选出十六张装订成册。此相册后为罗瑾同学吴旋偶然发现并冒死保存，抗战胜利后由吴旋交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后转交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审判谷寿夫时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法庭上出示。十六张照片中，有六张是一个日本兵手持军刀砍杀中国人的连续画面，周边一群日本兵围观，围观者中有人手持相机正在拍摄屠杀场景。另有两张照片反映屠杀后的惨状，水塘中和水塘边漂着和堆着尸体，另一张照片中一具具双手被捆绑的尸体密密麻麻地堆积在一起，旁边是一个牵着马、扛着枪的日本兵。相册背面用毛笔书写着“日军自行拍摄之暴行照片”字样。铁证如山，谷犯不敢仰视，终判死刑。判决书中明载：“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山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尸横遍地，惨绝人寰。其残酷之情形，尤非笔楮所忍形容。”（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判决书原件作“下关草鞋山”，然南京地名实为“下关草鞋峡”，有关出版物及纪念馆展陈多作“草鞋峡”，判决书原件或为抄录之异，特此注明。）判决书更斥曰：“被告与各会攻将领，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纵兵肆虐，遭戮者达数十万众。更以剖腹、枭首、轮奸、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迂夫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无与伦比。”此乃法的定论，历史之判决，不容篡改，不容狡辩！

然则暴行虽经审判昭雪，记忆犹赖何人以存？幸存者之证言，乃历史最鲜活之证据。自一九八四年以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通过寻访、调查，共整理出四千一百七十六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睹者和受害者的证言档案。一九八四年三月起，南京市在鼓楼、秦淮等十个区县范围内展开幸存者普查，短短数月内共调查走访一千七百五十六人。一九九一年复查，发现已去世三百多人，仍幸存一千四百余人。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起，纪念馆从四千余份档案中遴选百位幸存者口述证言，每日公布一位，连续百日，首位公布者为夏淑琴。夏淑琴老人一家七口遭日军杀害，时年八岁，身被三刀而幸存。二〇〇〇年，夏淑琴得知自己被日本右翼作家污蔑为“假证人”，遂在中日两国提起诉讼，中国法院判其胜诉，日本最高法院亦作出终审裁定。夏淑琴说：“我已经九十六岁了，我老了，但是我还要讲！我活着一天，就要做一天历史的证人。”

然岁月无情，证人凋零。一九八七年，在册幸存者尚有一千七百五十六位。二〇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仅存百位。二〇二〇年六十九位，二〇二一年六十一位，二〇二二年五十四位，二〇二三年三十八位，二〇二四年仅存三十余位。截至二〇二五年十二月，登记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二十四位。至二〇二六年十月七日，幸存者郭秀兰老人于家中离世，享年九十四岁，登记在册在世者仅余二十位矣。

郭秀兰生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日军侵占南京时年仅五岁。她生前回忆，有一天上午大概九十点钟，突然来了三个日本兵，父母带着他们三姐妹和百十个邻居，一起躲在现张龙桥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里。小孩的哭声引起日本兵注意，他们循着声音找到防空洞，站在洞口用机枪对洞内扫射。“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父母和小妹都被日军打死了。小妹死在妈妈怀里。爸爸把妈妈搂在怀里。”

今将凋零之记录，一一列陈：

二〇二四年离世者六人：程福保，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生，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卒，年九十一，其父在街上被日本兵一枪击中胸部当场打死。陈桂香，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生，二〇二四年三月五日卒，年九十九，幼年父母双亡，奶奶为护其险遭日本兵强奸而拼了性命，奶奶被日本兵一枪打死。刘素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卒，年九十三，六岁时右臂被日军开水烫伤。高如琴，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生，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卒，年九十，外婆被日军枪杀，临终惨呼之声终身难忘。石秀英，一九二六年十月生，二〇二四年七月十二日卒，年九十八，其父被日本兵刺死，其母持竹竿于池塘边翻找尸体，日复一日，以泪洗面，生前曾赴日本熊本、长崎、福冈等地参加证言集会。周智林，亦于二〇二四年离世。

二〇二五年离世者八人：艾义英，一九二八年生，二〇二五年一月九日卒，享年九十七岁。伍秀英，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生，二〇二五年一月十日卒，年九十二。易兰英，一九二六年五月四日生，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九。陶承义，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九。刘贵祥，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三日生，二〇二五年五月二日卒，年九十五。谢桂英，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卒，年一百零一。熊淑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四日生，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卒，年九十四。唐复龙，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生，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卒，年九十。八位老人，皆未及见当年之国家公祭日而逝，闻之恻然。

二〇二六年离世者四人：潘巧英，一九三一年生，二〇二六年一月一日卒，享年九十五岁。一九三七年，年仅六岁的潘巧英躲在灶膛里，眼睁睁看着侵华日军用刺刀捅死了自己的爷爷、父亲和表哥，她极度惊恐，甚至忘记了哭。她生前回忆：“日本兵一刀戳死了爷爷，又捅死了逃跑的父亲，我表哥刚回家也被一刀戳死了。”徐德明，一九三〇年生，二〇二六年一月二日卒，享年九十六岁。一九三七年，侵华日军闯进他家，将父亲抓走，先押到水西门，后又押到清凉山一带集体屠杀。曾有人在清凉山见到过父亲，之后告诉了他的大哥。全家到处寻找父亲，却连尸体都没能找到。父亲遇害时年仅五十四岁。徐德明生前回忆：“我们全家逃到难民区避难，吃饭都很困难。”关舜华，一九二五年生，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卒，享年一百零一岁。一九三七年侵华日军进城前，关舜华一家人“跑反”到江苏淮安，一个月后回到南京，躲进设在宁海路的难民区。她的叔叔在中山门外被侵华日军杀害。郭秀兰，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生，二〇二六年十月七日卒，享年九十四岁，事迹已详于前，兹不赘述。四位老人，潘巧英、徐德明于年初相继离世，相隔仅一日，关舜华于春寒中远去，郭秀兰于深秋最后告别。至此，登记在册在世幸存者仅余二十位矣。

此二十位老人，大多已年逾九旬，风烛残年。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及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之信息，截至二〇二六年十月七日郭秀兰老人离世后，在世幸存者仅存二十位。综合公开报道可考者，其名单如下（存疑处一并注明）：

王义隆（男，一九二三年生，一百零三岁）、薛玉娟（女，一九二三年生，一百零三岁）、岑洪桂（男，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生，一百零二岁）、黄桂兰（女，一九二四年生，一百零二岁）、魏桂如（女，一九二六年生，一百岁）、李长富（男，一九二七年生，九十九岁）、龚德年（男，一九二八年生，九十八岁，姓名用字存疑，或作“龚德年”或“龚艳年”，待核）、经智珍（女，一九二八年生，九十八岁）、夏淑琴（女，一九二九年生，九十七岁）、蒋树珍（女，一九二九年生，九十七岁）、刘民生（男，一九三〇年前后生，九十余岁，具体生年待核）、王子华（男，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九十三岁）、郭寿兰（女，一九三三年生，九十三岁，系郭秀兰之姐）、陈德寿（男，一九三三年生，九十三岁）、程文英（女，一九三七年生，八十九岁）、马庭宝（男，一九三七年生，八十九岁）、祝再强（男，一九三二年生，九十四岁，其名见于公开报道；另有“祝定东”或为祝再强之后人，非幸存者本人，待核）等。另有数位老人之姓名及生年未见于公开报道，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方公布为准。

以上名单系据公开报道及纪念馆历年公布之“百人群像实录”等资料整理，因部分幸存者姓名、生年及在世状态之公开信息有限，未能尽录，存疑处已逐一注明。然无论其名讳是否尽为世人所知，此二十位老人之存在本身，即为历史之活证，即为日军暴行之铁证，即为吾民族苦难之亲历者与见证者。

嗟乎！幸存者之存在，其意义岂止于个人之记忆？彼等之证言，乃审判战犯之关键证据。谷寿夫公审之时，八十余位证人出庭举证，其中不乏幸存者之泣血陈述。彼等之苦难，乃揭露暴行之鲜活档案。四千一百七十六份证言档案，每一份皆浸透着血与泪。彼等之坚持，乃传承历史之精神火炬。

然火炬不可无继，记忆岂容断代？当幸存者日渐凋零，其子孙后辈毅然挺身，接过历史之接力棒。自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五日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立“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制度，首批十三人获颁证书，标志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正式接过传承历史记忆、传播历史真相之重任。此后每年一批，薪火相传：

首批十三人（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五日）：葛凤亮（幸存者葛道荣之子）、黄兴华（幸存者艾义英之子）、黄睿（幸存者艾义英之孙）、夏媛（幸存者夏淑琴之外孙女）、李玉瀚（幸存者夏淑琴之曾外孙，时年十二岁，为首批传承人中年龄最小者，已在纪念馆担任小小讲解员数年）、李真铭、常小梅（幸存者常志强之女，著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中、日、英文版）、刘榴、马雯倩、徐宏（幸存者王素明之女）、夏天行（幸存者王素明之女婿，与徐宏为夫妻传承人）、王莲（幸存者王恒之孙女，助祖父开通网络账号讲述战争经历）、阮红燕。十三人来自十个幸存者家庭，多为幸存者家庭之二代、三代，亦有第四代加入，既有父子搭档、母子搭档，亦有夫妻搭档。

第二批十人（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五日）：葛凤瑾（幸存者葛道荣之次子）、周肖燕（幸存者杨静秋之外孙女）、陶心怡（幸存者黄桂兰之重外孙女，时为南京艺术学院学生，年龄最小）、曹玉莉（幸存者曹洪泰、张翠英夫妇之女）、关若欣（幸存者彭玉珍之曾孙女）、徐开锴、周柏选等。第二批传承人年龄从“50后”到“99后”，在颁证仪式上诵读《魏特琳日记》《拉贝日记》《程瑞芳日记》片段，以先辈之文字传递历史之重量。

第三批九人（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一日，重阳节）：曹玉蓉、王进勤、陈嵘、贺双生、任颖（幸存者薛玉娟之女，南京雨花台区教师发展中心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曾参与编写《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小学版）——血火记忆》）、黄倬昀、阮杰（幸存者阮定东之孙，大学毕业后加入纪念馆紫金草志愿服务队）、蒋秉錞（幸存者陈桂香之曾外孙，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专业，以声音传播历史）、于恬祥（幸存者薛玉娟之外孙，时年九岁，为第三批传承人中年龄最小者，与母亲任颖来自同一家庭）。九人来自八个幸存者家庭，年龄从“50后”至“10后”，跨越近六十年。

第四批六人（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五日）：托马斯·拉贝（国际友人约翰·拉贝之孙）、梅根·布莱迪（国际友人理查德·布莱迪之曾孙女）、张庆（许传音之曾外孙女，许传音曾带领约翰·马吉牧师赶赴夏淑琴家中拍摄日军暴行罪证，并在战后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吴建琦（“京字第一号证据”保存者吴旋之女）、蒋薇（幸存者后代）、胡静雅（已故幸存者刘贵祥之外孙女，外公后脑勺留有被日本兵殴打之疤痕，现为美术教师）。此批首次将救助中国民众之国际友人后代、守望相助之中国同胞后代及守护历史证据之见证人后代纳入传承人行列，队伍扩至三十八人。

第五批六人（二〇二六年八月十五日）：阮泽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之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曾作为死难者后代代表参与国家公祭鼎揭幕仪式）、谢静雯（幸存者刘永兴之曾外孙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学生，积极参与思政课话剧《生命》相关工作）、常灵（幸存者常志强之孙女，南京市金陵中学仙林分校中学部语文教师、副校长）、罗梦（“京字第一号证据”保存者罗瑾之女，多年来积极参与历史宣教活动）、卡莉·布莱迪（国际友人理查德·布莱迪之曾孙女，正撰写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友人后代为视角之书籍）、克里斯托夫·莱因哈特（国际友人约翰·拉贝之曾外孙，二〇二五年向纪念馆无偿捐赠拉贝亲手设计之木盒等珍贵文物）。此批首次汇聚死难者后代、幸存者后代、民间证物守护者后代及国际友人后代四类群体，多条传承脉络在此相融。

至此，五批认证，传承人总人数达四十四人。传承方式亦日趋多元，或口述家族历史，或参与国际证言，或出版书籍，或担任讲解员，或创作话剧，或开通社交媒体账号，皆以各自之力揭露侵略者暴行，维护历史真相。其中尤为感人者，夏媛于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讲台上手捧外婆夏淑琴照片，成为第一位在日本高校系统讲述南京大屠杀史实之传承人，其言：“外婆已经九十七岁高龄，最大的心愿就是日本政府可以承认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现在我有责任、有义务接过她的重担。”胡静雅幼年常趴在外公刘贵祥怀里，好奇地摸他后脑勺那块被日本兵殴打留下之疤痕，外公去世后，一种更迫切之历史责任感真正落到了她肩上。张庆在二〇二五年家祭活动现场第一次见到九十六岁之夏淑琴，紧握其双手，潸然泪下——那一刻，她仿佛穿越时空，见证了曾外祖父许传音当年见到的那位浑身是血之小女孩，如今已是眼前这位白发苍苍之老人。陶心怡言：“时间冲淡不了历史的记忆。”“传承首先是家族的责任。”余惠如以家族故事分享、互动访谈之形式，讲述先辈苦难与坚守。

二〇二六年上半年，纪念馆新征集文物史料一百五十余件套、文献资料一百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其中有高中生捐赠之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石川盛太私人信件，信中提及攻占南京后“杀了一万多败残兵”；有大学生捐赠之侵华日军第一一四师团士兵三井茂正战地明信片，记载进攻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时俘获大量中国俘虏之细节；另有法国青年与中国青年共同捐赠之八百六十一页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日本侵华文献资料。这些珍贵史料来源不同、相互印证，构成不容否认之证据链。

嗟乎！从一九八七年一千七百五十六位幸存者，到如今仅存二十位；从幸存者亲身出庭举证、口述发声，到后代传承人接力传播——这是一场跨越数代人之记忆长征，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之历史保卫战。幸存者以血肉之躯亲历暴行，以风烛残年坚守真相；传承人以家族之痛唤醒民族之忆，以代际接力抵御遗忘之潮。前者是铁证，后者是火种；前者以生命作证，后者以使命传承。二者一体，构成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之完整链条，不容断裂，不容篡改，不容抹杀。

然则，日本右翼势力至今仍妄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其心可诛，其行可鄙！我三十万同胞之冤魂未安，我二十位幸存老人之证言犹在，我四十四位传承人之火炬正燃，我四千余份证言档案铁证如山，我两个军事法庭之判决昭昭在册。血债血偿，天经地义。吾国吾民，当铭记此深仇大恨，当追讨此血海之债。讨债，非为延续仇恨，乃为伸张正义；讨债，非为煽动报复，乃为守护和平。日本政府必须正式道歉，必须真诚谢罪，必须赔偿受害者及其遗属，必须将历史真相写入教科书，必须停止一切否认与歪曲之言行！

二十位老人正在离去，四十四位传承人正在接过火炬，四千余份证言正在泛黄，三十万冤魂仍在等待。吾辈若不讨债，谁人讨债？吾辈若忘此仇，谁人记此仇？愿我同胞，勿忘国耻，勿忘冤魂，勿忘幸存老人泣血之证言，勿忘传承人薪火相传之使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然历史之债未清，正义之路未竟，我中华民族当世世代代，追讨不止，直至正义得以完全彰显之日！

悲夫！三十万冤魂，安息乎？二十位证人，尚在否？四十四位传承人，接力不辍，讨债不止，记忆不灭！南京之痛，中华之痛，人类之痛，永志不忘！

二〇二六年十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