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或曰:
“官人用士，
累功积效，
以次相叙，
明主之法、忠臣之节尽矣。
若拔奇求异，
超等逾第，
非臣之事也。”
应之曰:
“顾当忧世无奇人，
倘有又不能识耳。
明法忠节，
未必已尽也。”

自昔五帝之冠，
固有黜陟之谟矣，
复勤扬侧陋;
殷有考诫之诰矣，
复力索岩穴;
西伯有呈效之誓矣，
复旁求鱼钓;
小伯有督课之法矣，
复遽求囚俘;
汉祖有赏爵之约矣，
复急追亡信。
若修叙为明法，
拔奇为非事，
是两帝三君非圣哲，
而鲍萧非忠吏也。

然则考功案第，
守成之法也;
拔奇取异，
定社稷之事也。
当多事之世，
而论无事之法，
处用奇之时，
而必效一官之智，
此所以上古多无严之国也。

(有人说:
“封官用人，
累积其功劳、成绩，
按功绩大小依次晋升任用，
则明君的法度、忠臣的节操就到顶点了。
至于提拔、求取奇异之才，
并超越等级次序来任用，
那不是臣子所应考虑的事。”
我的回答是:
“应当忧虑的是当代没有奇才，
即使有，
又怕不能识别。
好的用人法度和臣子的忠义节操，
未必就已达到极致了。”

从昔日“五帝”之首(这里指尧帝)起，
就已经有了罢免和提拔的谋略，
但还是常常荐举出身微贱而德才兼备的人;
殷商有考核和诫勉的文告，
但还是尽力访求隐居山野的人才;
西伯侯有显扬有功者的承诺，
但还别求在磻溪钓鱼的吕尚;
齐王小白有督察考核的办法，
但还是急迫地访求沦为囚俘的管仲;
汉高祖刘邦有论功赏爵的盟约，
但还是匆忙追回逃走的韩信。
若认为依次晋职是英明之策，
选择特殊人才是错误之事，
那么，
前述两帝三君便不是圣哲之人，
而鲍叔牙、萧何也不是忠心为国的官吏了。

如此看来，
考核功绩、依次递进是保持前人成就的办法，
而选拔起用特殊人才则是安定天下的大事。
处在多事的时代，
就要思考令天下太平无事的办法;
处在应该起用特殊人才的时代，
就一定要效法单个奇才官员的智谋。
所以，
上古时代的国家不严格按照考核功绩的用人制度选拔人才(此言上古时期的古圣先王深谙用奇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