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华背后的苍凉
——张爱玲小说创作漫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天才；在20世纪40年代的十里洋场旧上海，张爱玲是一个奇女。她三岁会背诗，七岁开始写小说，十二岁发表散文，十五岁就有小说公开问世。在当时的上海文化界，张爱玲几乎一夜成名，且随即便出现创作高峰，美文铺地，珠玉满盘，一时名声大噪，被称为文坛奇迹，红遍整个洋场。
成长背景对其小说风格的影响
张爱玲的代表作是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在《传奇》的诸小说中，她大多以旧上海、旧香港抗战前后的浮华与势微为背景，以日渐没落的名门望族、富商官宦家庭的倾轧、人性沦丧为题材，塑造了大批鲜活的艺术形象，并以清冷的格调，揭示他们在浮华背后的苍凉与悲哀，让读者深切体会20世纪40年代新旧文化、新旧思想意识交织下的洋场都市生活的尴尬与无奈。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⑴这种冷峻的笔调与正处在花季的作家年龄极不协调（张爱玲的创作高峰才20岁出头）。但探源其身世生平，便不难解读这位早熟的才女何以有如此老到而犀利的笔锋。
张爱玲（1921—1995）出生于上海一个门第显赫的官宦家庭，其祖父张佩伦官至前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还是权重一时的大臣李鸿章的女婿。她的父亲却是一个典型的前清遗少，既爱弄风捧月，又性情乖张暴戾。她的母亲却是一位受西方文化熏陶颇深，又清丽孤傲的女子，因与丈夫性情不和，曾与张爱玲的姑姑联袂留洋学画。“她对张爱玲的影响是一种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⑵父亲的旧恶习与母亲的新潮洋化格格不入，这样的夫妇自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家庭环境，张爱玲自幼就生活在这种家庭氛围中，“透过封建大家庭衰败、腐朽的景况，她对古老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有了较深切的体认，世态人情的悲凉，生存的无奈与哀伤，也深深浸润了她的心灵，对她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⑶
置身于这样的家庭，张爱玲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包括多古典文学的学习与感悟、对封建家庭中服饰和礼仪的耳濡目染，又接触了西方的文学和艺术，自小就打下了较深厚的中西方文化底子，学音乐、爱画画，并积累了对诗歌、小说、电影、美术、音乐和戏剧的较高的感受力和鉴赏力，这些为她日后作为文坛奇才的横空出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风格
张爱玲的小说大多取材于物欲与情欲交织横流的旧上海、旧香港，是“对沪、港畸形社会及历史渊源的探索，很能体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独特的一面，一定程度上把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在这块土地上媾和所缔造的文化畸形儿的特征作了传神的勾勒。这一副副旧中国的社会风情画及其道德性极强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少为人所涉及，因而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⑷
张爱玲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惯用清新朴素的笔调，细心地用情感营造故事，用故事来诠释社会和人生。
张爱玲生长于没落的封建官宦家庭，又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玛丽亚女校和香港大学。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新知识新思想的浇灌，使她的才情得到迅速发展。家庭的中落与纷争、父母的离异与后母的虐待，都使她过早地成熟和思考人生，并以一种远大于生理年龄的眼神与心态打量芸芸众生，感知众生的卑微与悲凉。因此，她的小说有如一架相机，真实地记录了她所见闻、所感知的社会世态。没有传统小说的拖沓沉冗，也不以紧张的矛盾冲突控制读者，全然以质朴的语言，从平民生活中挖掘题材，以人物的情感变化为主线铺陈情节，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体验与感悟。
《 牛》是作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人物少，只有禄兴和他的娘子；清洁也简单：借牛的苦楚——用牛耕田而禄兴送命——禄兴娘子的悲叹。小说没有用繁琐的笔墨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也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只是通过禄兴娘子的唠叨，展示这一家子生计的困顿与艰难：
“先是抢走我那牛，又是银簪子，又该轮到小鸡了！依你的意思，不如拿把刀来把我身上的肉一片片剁下来送人倒干净！省得下次又出新花样！”——然而，不这样又能如何呢？“难道活等饿死吗？”禄兴的心其实同样苦楚，只是他没有“活等饿死”，却被用家中唯一有价值的两只小鸡租借来的牛活活顶死，剩下禄兴娘子在黄昏里悲叹：
“先是我那牛……银簪子……接着是我的鸡……还有你也给人抬去了……”终于使她觉得“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变成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
读罢不禁令人掩卷长叹，为文中两个卑微人物的凄惨命运掬一捧同情的泪水。通过这两个悲剧人物的际遇，小说展示了旧中国社会为生计而苦苦挣扎的弱势群体生存的无奈与悲哀，以及因贫困而造成的人情隔膜与冷酷，反映出当时农村生活的困苦与农民的不幸。
《倾城之恋》的情节也简单流畅：一个破落家庭的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冷嘲热讽后撵出家门，跟一个饱经世故的老留学生玩爱情游戏，正要陷入泥潭，一场战乱带来的倾城大灾拯救了她，使她得到一个平凡的归属。小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缩命性……情欲也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⑸尽管如此，却将一个日渐衰落的封建大家庭中的亲情淡薄、人伦尽丧的现实刻画得淋漓尽致，并通过白流苏、范柳泉这对精明过分的男女如何在爱情上锱珠必较，深刻反映出乱世中的人情全然没有些许纯真，只有自私和虚伪。“其对人性冷漠的描绘令人震慑，仿佛出自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家之手。其艺术之圆熟，语言之精美，堪称中国现代爱情小说中的经典之作。”⑹
张爱玲正是这样用心述说着一个个或悲凉冷酷、或人性扭曲的社会生活故事，让我们较多地了解旧中国某些社会层面上的人情世态。正如有人断言：要想全面了解中国的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文学，不可不看张爱玲的小说。
第二、张爱离格内小说善于将人物的动作、语言描写与心理刻画、精神分析相结合，并成功运用意识流的写法，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对技巧的圆熟运用，也正是她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之处。
《倾城之恋》中，白三爷想趁妹妹白流苏前夫过世之机，劝她前去奔丧，以便撵走被他们花光了积蓄的妹妹，但又不便明言，只得说：“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这与当年流苏离婚回家时拍着胸脯说“我白老三虽穷，家里短不了我妹妹的一碗饭”的三哥判若两人。当利益冲突明朗化，个人自顾不暇时，人性中的自私与冷漠便凸显出来，那骨肉亲情、天理人伦统统不过是遮羞布。用白老三的话说：“从前也还罢了，添个人不过添双筷子，现在你去打听打听看，米是什么价钱？”寥寥数语，就将一个自私狭隘、亲情沦丧的市侩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因生母的早逝，自幼就饱受父亲的责骂和痛打，后母无情的耻笑与歧视。长期的压抑使他害怕同一切人交往，从心性上被同学、家人看作是一个不男不女、没有情欲和思想的动物。“他就让两只手夹在箱子里，被箱子盖紧紧压着。头垂着，颌骨仿佛折断了似的，蓝夹袍的领子直竖着，太阳光暖烘烘地从领圈里一直晒进去，晒到颈窝里，可是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象天快要黑了——已经黑了。他一个人守在窗子前，他心里的天空也跟着黑下去，说不出来的昏暗的哀愁。”这段描写，活脱脱地刻画了一个心如死灰、与世无争，一心逃避——逃避所有人，甚至阳光，灵魂被严重摧残的青年形象。
《封锁》中的女大学助教吴翠远，在被封锁的电车上遭到银行会计吕宗桢的调戏与挑逗，竟然打算甘为其妾，连女性聊以自赏的名分也不计较，只不过仅仅是为了与家里人抗争：“她家里的人——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她恨他们！他们哄够了她。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了太太——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一个被压抑扭曲的灵魂，难道凭一时之“气”便可以得到解脱吗？张爱玲以哲人的笔调剖析了物欲横流社会平民的心态，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透视他们因内心的不平衡而产生的变态心理。当封锁结束，电车继续行驶时，刚刚还在谈婚论嫁的男女又彼此冷漠，回复到互不认识的原始，“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人情的梦。”一切都是虚伪，什么是真？卑微的人如同电车行驶在既定的轨道上，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连思想都是痛苦的。只能让生命在不近人情的世界里慢慢地消融，这正是人性的悲哀！
第三、张爱玲还善写女性和婚姻题材。纵观其小说，绝大多数取材与金钱与情欲交织的旧上海、旧香港，以生活在“安稳”境地的女性为审视对象，以婚姻和两性关系为切入点，描写女性畸形的追求、病态的生活，展示她们扭曲的人性、分裂的性格和变态的心理，以及无力抗正的悲哀。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群女性：她们生活在洋房豪宅里，大把地花男人的钱，即使在拮据和遭冷落时也放不下虚荣的架子。她们表面上接受了新式的东西，骨子里仍摆脱不了虚荣和金钱的束缚，和对男人的依附。“这是陈旧社会意识延续的结果，更是金钱对人性腐蚀的结果，由此我们看到了病态社会中病态人格的缩影。”⑺
《金锁记》是张爱玲小说的典型代表作品，曾被评价为张爱玲“最完美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⑻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塑造了曹七巧这个变态的女性形象。她本是小户人家的女儿，原可过着普通的生活，但贪婪的兄嫂把她送给上海一富宦人家的残疾儿子作二姑奶奶，从此她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为了追求金钱，她忍受着妯娌的嘲讽和活僵尸般的丈夫；为了满足生理需要，她挑逗小叔子而又得不到。当她如愿以偿成为富孀后，她得到的只不过是用青春换来的黄金枷锁。不幸的婚姻、压抑的情欲、对金钱的占有欲彻底扭曲了她的灵魂，使她对一切生活幸福的人怀有畸形的仇视和怨毒，并不择对象地进行报复。她对女儿的种种折磨，对儿媳隐私的肆意宣扬与讥笑，最终破坏了女儿的婚姻，也致使儿媳抑郁而死。这些病态心理的刻画，几乎令读者毛骨悚然。正如傅雷所说：“炼狱的一端紧接着地狱，殉体者是不肯忘记把最亲近的人带进去的。”⑼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不幸大多与金钱有关，这正好深刻揭示了一个严肃的主题：女性在人格上要获得独立的地位，首先必须在经济上的独立。倘若有了经济上对男人的依赖，便难于维持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正常地位与尊严。白流苏对于爱情的追求，仅仅是为了寻求经济上的靠山（《倾城之恋》）；烟鹂忍受着丈夫振保在外狂嫖滥醉而始终唯唯诺诺（《红玫瑰与白玫瑰》）；奚太太为丈夫蓄妾而搬出政府“命令”来安慰自己，但求保住“正房”的名分，而把独守空房的寂寞与空虚排遣在听牧师的布道上（《等》）；薇龙因为割舍不下奢侈的物质享受而把一生悲欢维系于男人身上（《沉香屑第一炉香》）等等。张爱玲通过这些卑微女性的命运，揭示出自立是女性自尊的前提和基础的社会哲理，而屈从所谓的“命运”，正是旧中国大多数女性悲剧的根源。我想，张爱玲写这些人物时的心情，也一定正如鲁迅对待阿Q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
张爱玲的这些女性问题小说，介绍了浮华都市中女性“带有原罪意识的挣扎、堕落，沾沾自喜和陈陈相袭。”⑽ 她探寻的是“女奴时代谢幕后女性角色的归属所在，她以否定现在生态下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表达她深深的渴望，渴望女性能挣脱历史、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地生存。”⑾这一题材对中国现代文学不能不说是一种完美的补充。
第四、张爱玲的小说还注重吸收中国传统小说的情调和语汇，又较多地采用西方现代派的描写手法，“创造出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和谐的艺术美。”⑿从表达手法看，她的小说显然是现实主义的。但她“把小说写得华美而悲哀，富丽而又苍凉，充满缤纷的意象和朦胧的暗示，而又力求作真实、精细的刻绘，强调启示和联想，而又不屏弃传统小说的路数，走的是一条中西合壁的道路。”⒀
同时，张爱玲还是描写的大师。无论是对白、内心独白，还是动作、心理活动的描写，无不恰到好处而出神入化，使一个个艺术形象鲜活于纸上。其对封建家庭中礼仪、习俗、服饰、器物的描写，又体现了她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种手笔在她的小说中随处可见，足见其对语言文字的驾驭技巧已到了相当娴熟的程度。
也算后记
张爱玲的小说，在一个重政治和主义而轻技巧的年代，把文学艺术的创作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但她却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风云榜中亦未占一席之地。我想，这可能是她的作品的主题和思想深度，与她所生活的年代的社会大主题，以及那个年代的人们所深切关注的内容不够一致的原因吧。她成名于一个内忧外患并存，人们饱受战争创伤的时代，世人所关注的政治时局的稳定，生活的温饱与安宁。而对人性弱点的思考，对女性独立与解放的探索，对社会底层平民生活与命运的关注，却鲜有人涉猎。从这一角度看，张爱玲的小说的主题就具有一定超前性。
张爱玲的作品非但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有的甚至也不流露明显的主题，“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够取得的。”⒁这是她一贯的文学主张。作为一介平民，一个乱世中艰难求生的女人，她能以女性的细腻情怀，清新的创作风格，以及对题材的准确把握，对文学语言、创作技巧的娴熟运用，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历久弥彰的好作品，她算是一个有心人，一个冷静的思想者。如今海晏风清的太平盛世，人们已从对物质的追求上升到精神享受的层面，她那一篇篇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与思考的作品，又重新唤起了人们的更广泛的关注。
张女士泉下有知，也可以瞑目了！
引文出处：
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⑵ ⑹ ⑽ ⑾：于青《张爱玲传略·民国奇女子》
⑶ ⒀：金宏达《张爱玲全集·编者前言》
⑷：丁尔纲《“龙”的生活与“龙”的艺术—读张爱玲的〈桂花蒸 阿小悲秋〉》
⑸ ⑻ ⑼：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⑺ ⑿：仝彦芳《洋场才女张爱玲》
⒁：张爱玲《自己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