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是黄土掏空的，门框嵌在崖壁上，像山体一只睁了太久的眼睛，困了也闭不上。张老师的学窑就在村东头的土崖下，三丈深，一丈宽，正午才有光从门口探进来，照到第三排学生的课桌就停了。剩下的人，脸是隐在暗处的，只看得见一双双眼睛亮着，像窑壁上嵌着的碎云母片。
他是民办教师，一干就是三十三年。村里人都叫他"走窑汉"——这个称呼有两层意思。他白天在学窑里教书，寒暑假就去邻村的砖窑背砖，背一块砖三分钱，一天背八百块，挣二十四块。那些钱他攒起来，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给买不起本子的孩子裁白纸，还用这些钱给学窑安了一扇玻璃窗——那扇窗是全村第一扇玻璃窗，阳光第一次完整地照进了窑洞深处。
三十三年，他没领过一份像样的工资。起初是工分，后来是每月几十块钱的代课费，再后来涨到一百八，然后是三百二，直到前几年转正，才算是有了正式编制。可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六岁了，两鬓全白，脊背弯成一张弓，手指常年被粉笔灰浸着，指节肿得老粗，像一截截泡发了的枣木。
他是第一个让我知道"光是有形状的"的人。
那年我九岁，在掌里王家小学念书，张老师教我们语文。有一天下雨，窑洞里暗得看不清字，他让我们把桌子搬到门口去写。雨从崖檐上淌下来，在门口挂了一道水帘，我们就在水帘后面写字。写到一半，雨停了，太阳猛地从云缝里钻出来，光从门口涌进来，在地上切出一块方方正正的亮斑。张老师站在那片光里，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对我们说："你们看，光是方的。因为它被门框框住了，所以它就是方的。等你们长大了，走出这扇门，光是什么形状的，你们自己说了算。"
那时候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只觉得他说得认真。后来才明白，他是在告诉我们——这口窑洞的形状困不住一个人，就像贫穷困不住一个想读书的人。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窑洞里生了炉子也不顶用。张老师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披在穿得最单薄的学生身上，自己穿一件破洞的毛背心，站在讲台上讲《卖炭翁》。讲到"可怜身上衣正单"的时候，他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念，声音比刚才低了些。那天放学后我最后一个走，看见他蹲在炉子旁边烤手，两只手伸在炉口上方，一动不动地烤了很久。
他妻子得了肺病那几年，是他最难的时候。白天教书，晚上去砖窑背砖，回来还要照料妻子，常常一夜只睡两个时辰。那几年他老得特别快，头发从花白变成了全白。有一次他来上课，袖子上的蓝布补丁缝得歪歪扭扭的——那之前他的针脚一直很密很齐。村里人说，那是他自己缝的，因为他妻子已经拿不动针了。
再次见到他，是我上大学那年的暑假。
我回村里办事，路过学窑，看见门口坐着一个人，正是他。他比以前更瘦了，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只剩一双眼睛还是亮的。他认出了我，招招手让我过去。我蹲在他面前，他看了我半天，说："听说你考出去了，好，好啊。"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信封已经磨得毛了边，里面的纸也泛了黄。我打开一看，是一张奖状——"奖给优秀学生王乐天同学，掌里王家小学，一九八九年。"我早就不记得这张奖状了，可他替我留了这么多年。
"你走的那天落在我桌上的，"他说，"我想着等你回来给你，这一等就是好几年。"
我攥着那张纸，说不出话来。纸很薄，被他的手焐得温热。我想象他这些年是怎么保存这张纸的——压在枕头底下？夹在课本中间？还是贴身揣着，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的学生？
"我该走了，"我站起来说，"张老师，您多保重。"
他点点头，没有起身。我走了很远，回头看，他还坐在学窑门口，像一截被时间掏空了、却还立着的树桩。学窑的门已经塌了半边，只有他还坐在那里。
后来学窑被改造成了农耕研学基地。新修了参观步道，装了太阳能灯，崖壁加固了，地面铺了渗水砖。来了一群城里孩子，穿着崭新的校服，在门口听讲解员讲述"张嗣功学窑的历史"。他们不知道，几十米外，有个老人正坐在自己那间堆满书的宿舍里，戴着老花镜，在改一摞作文。那些作文是他的学生寄来的——他的学生也当了老师，把学生写的作文寄给他，请他批改。他的手指已经握不住笔了，铅笔要用橡皮筋绑在手上才能写，但他改得认真，每一篇后面都写了长长的批语，字迹歪歪扭扭的，像刚学写字的孩子。
有学生问他，张老师，您都退休了，怎么还改作文？
他说："这些孩子跟你那时候一样，是坐在窑洞里读书的。窑洞里暗，得有人给他们照一照。"
他说的"照一照"，就是用铅笔在作文本上勾出那些写得好的句子，在旁边画一个圆圈，写上"好！"有时候画两个圈，写"很好！"他画了三十三年圈，画得最粗的那根手指上，常年留着一道铅笔芯的灰印子，洗不掉。
后来我也学会了在文章旁边画圈。每画一个圈，就想起他。想起那间被阳光切开的窑洞，想起他披着破背心讲《卖炭翁》的早晨，想起他替我保管了多年的那张奖状。学窑里有一块黑板，是他在砖窑背砖攒钱买的。那块黑板用了三十多年，被粉笔磨出了一层凹槽，中间的部位比两边薄了半指。站在那里写字的人，常年弯腰，背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可那些凹槽还在。每一道，都是他替这个村庄写下的字。每一笔，都是替那些窑洞里的孩子照的一束光。
他教了我半辈子书，终于让我明白了那句话：一个真正的好老师，不是在讲台上站了多少年，而是他愿意弯腰替一群坐在暗处的孩子，把那扇门推开一点，让光进来。哪怕只进一寸，也够他们照着那点光亮，走很远的路。
去年听说他的宿舍也拆了。那面墙上写着"耕读传家"的纸，被人揭下来交到了他手里。他现在住在镇上儿子家里，听说身体还行，偶尔还戴着老花镜改作文。信封上的地址换了，字还是歪歪扭扭的，铅笔绑在手上写的。
我回了信。在信里说，张老师，您当年说的那句"光是什么形状的，你们自己说了算"，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回了信，很短，只有一行字，还是歪歪扭扭的铅笔字：
"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