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间屋子在燕郊一个老旧小区的顶楼，六楼，没有电梯。房东是个本地老太太，带我看房的时候喘着粗气爬了六层，开门时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三圈才拧开。她说这屋子最便宜，因为夏天热，冬天冷，唯一的好处是有扇天窗。

我看了看那扇天窗，一米见方，嵌在倾斜的屋顶上，玻璃擦得还算干净。透过它看见的是一片灰蒙蒙的天。就因为这扇天窗，我租下了这间屋子。每月四百五十块钱，押一付三，我掏空了口袋里所有的现金。

搬进去那天是初秋。我把行李箱往地上一放，整个人仰面朝天躺在地板上，望着那扇天窗。窗外有一小块天空，蓝得不太真切，像隔了一层毛玻璃。一架飞机从天窗的正上方慢慢移过去，留下一道白线，在方框里慢慢变宽、变淡，最后消失。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可我看完了全程，一动没动。

那是到燕郊后，我第一次觉得喘得过气来。

屋子很小，放了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剩下的空地只够转身。墙皮是那种老旧的白灰，受潮的地方鼓起一个个包，一碰就簌簌往下掉。墙角有霉斑，深灰色的，像旧地图上洇开的墨迹。可只要我躺在床上，仰面朝天，那扇天窗就框住了一整个世界——对我来说，够了。

秋天的时候，天窗最温柔。透过玻璃能看见一小截杨树的树梢，叶子从绿变黄，边缘卷起来，像一行写在半空里的诗。傍晚的光是斜的，从西边进来，在天窗玻璃上拉出一道长长的金红色，顺着屋顶慢慢往下滑，滑到东边的墙角就没了。整个过程不紧不慢的，像一个赶路的人终于决定坐下歇歇。那时候我刚找到工作，在通州一家印刷厂做排版，每天早出晚归，到家快十一点了。推开门看见那一小块天窗，外面如果是晴天，就有星光或月光漏进来——那光不多，只够照亮床头那一小块地方，像有人特意为我留着的一盏灯。

冬天最难熬。燕郊的冬天冷得硬邦邦的，屋子里没有暖气。我买了一个小太阳电暖器，往天窗底下放，热气把天窗玻璃上凝结的霜一点点融化了，融化的水顺着玻璃往下淌，又流到窗框的缝隙里，结成新的冰。

有一回夜里醒了，裹着被子坐起来看天窗。外面下雪了，雪花落在天窗上，先是几朵，然后越来越多，最后整块玻璃被雪盖住了。我看着那层雪慢慢加厚，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窗外替我糊了一层棉被。那一刻屋里冷极了，可我心里是暖的。

开春的时候，我病了一场。烧到三十九度多，请了三天假，躺在那张单人床上，只是盯着天窗看。三月的天变化快，一上午能阴晴交替好几回。云在天窗上走过，有时候一朵，有时候一整片。云走得快的时候，光影在天窗上来回移动，像有人用一块抹布反复擦。我母亲不知道我病了，我不敢打电话告诉她。那几天唯一能跟我说话的，就是那扇天窗。它不说话，但它替我框住了整个世界的变化——雨来了，又停了；天暗了，又亮了；一只鸟落在天窗上，歪着头往里面看了看，又飞走了。我用眼睛跟着那只鸟飞过的轨迹，从窗框的左上角到右下角，像小时候在塬上追着一只蝴蝶跑过整片山坡。

病好之后，那一年我在这间屋子里写完了第一本日记。每天晚上回来，不管多累，都坐在那张桌子前面，借着天窗透进来的月色写一小段。写今天排了多少版，写地铁上看见一个卖艺的拉二胡，写晚饭吃的什么——有时候一碗泡面，有时候馒头夹咸菜。像是跟那扇天窗约好了的——它替我看外面的天，我替它记屋里的人。

后来特殊时期，天窗被封了。社区统一贴的封条——"此窗已封，严禁开启"。白纸黑字，红印章下面是一串编号，那编号印得工工整整的，像一枚戳在护照上的出境章，宣告着这扇窗户暂时不属于我了。我躺在床上望着那张白纸，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有一个编号，孤零零地印在天窗正中央。那段时间下过几场雨，雨点敲在白纸上，发出闷闷的声响，像隔着什么东西在敲门。

后来搬走了。那间屋子我住了整一年，第二年秋天换到了大厂那边，租了一间带正经窗户的房子。搬走的那天下午，我把钥匙放在桌子上，最后一次仰面躺在地板上看那扇天窗。秋天的天空又高又蓝，一朵云也没有，整块玻璃干干净净的。我看了很久。那个一米见方的框框里，藏着我此生最孤独也最饱满的一年。它见过我哭、我笑、我发烧、我写日记、我半夜醒来对着它发呆。它什么都没说，只是替我把那一整年的天空都收在了里面。

走的时候，我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天窗是好的。春天雨点打在玻璃上的声音很好听，秋天傍晚会有光从西边进来，把整面墙都照成金色。冬天下雪的时候别擦它，雪会替你暖一屋子。"

现在偶尔路过那栋楼，我还会抬一下头。六楼最西边的那间屋子，天窗还在。不知道现在住的人是谁，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半夜醒来，躺在地板上，看天窗外的月亮。

上个月路过，那扇天窗又亮了——封条揭了，玻璃擦干净了，阳光透出来，在屋顶上切出一块方方正正的光斑。我站在楼下看了很久。那光认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