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出门时，我摸了摸口袋，确认手机里存着那张绿色的截图。那是前一天夜里排队做的核酸，凌晨两点出的结果。队伍排了两个多小时，从小区门口一直蜿蜒到菜市场后门，隔着一米的间距，黑压压的人群在路灯下面缓慢移动，没有人说话，偶尔传来几声咳嗽，立刻有人往旁边闪。
后来我们再也没有隔着两米说过话。小区封了，只留一个门出入，进出要查证、测温、看核酸。母亲住在对街的小区，隔着一条马路，但两个小区都封了，那短短五十米，忽然变成了不能跨越的天堑。母亲七十三岁，不会用智能手机，她的核酸都是志愿者上门做的。微信里存着几条未读的语音消息，都是她让邻居帮忙发的："我这里都好，吃的也有，你们别担心。""天冷多穿衣服。"她每天都在数日子——邻居告诉我的时候，我正站在小区门口的铁栅栏里面，望着对面母亲小区的院墙，中间隔着一排蓝色的铁皮围挡。我知道她就住在第三栋楼的一层，阳台上那盆月季还在。
那天夜里降温了。北风从潮白河上刮过来，灌进小区门口的临时帐篷。我站在五楼的窗前往下看，整座小区静得像一座空城，只有路灯还亮着，照着空无一人的路面，照着那排铁皮围挡上贴着的白色通知。
第二天我绕了大半个城区，打听到一个送菜的渠道。四点整，一个穿黄马甲的人出现在小区铁门外，隔着两米的距离，把一个塑料袋放在地上，退后三步，冲我点了点头。塑料袋里有土豆、白菜、鸡蛋、一袋面粉。我拎起来的时候，隔着两层手套还能感觉到蔬菜的凉意。我把菜分出一半，又加了一包口罩、一袋盐，托执勤的人转交。过了两个小时，母亲打来电话——是社区志愿者帮她拨的，她在那头说："收到了，收到了。你那儿还有没有？"我说有。她说："那就行。"停了停，又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说快了。她在那头轻轻"嗯"了一声，然后说："那我等你。"
那三个字在耳朵里响了很久。
厂区复工是在两个月后。机器重新开起来的时候，巨大的轰鸣声在车间里回荡，像一头沉睡太久的野兽终于醒来了。可那声音让人恍惚——以前嫌它吵，现在听见了才觉得踏实。车间里人少了，原来十二个人一条线，减到六个人，中间隔着工位，戴着口罩，看不清彼此的表情。交接班的时候，大家隔着两米说话，声音被口罩蒙着，嗡嗡的，像隔着水听人说话。
中午吃饭也是分开的。食堂不能堂食，每个人领了盒饭回到自己的工位吃。有一次我转过头，看见邻工位的老周也正转过头，我们隔着两米，对望了一眼。他咧嘴笑了一下，我也笑了一下。笑完了低头吃饭，谁也没说话。
最难熬的是夜里。厂区宿舍不能住了，因为同宿舍有个人成了密接，整间宿舍的人都被拉去隔离。我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天窗被封了——社区统一贴的封条，白纸黑字，红印章下面是一串编号，工工整整的，像一枚戳在护照上的出境章，宣告着这扇窗户暂时不属于我了。我躺在床上，望着那张白纸，什么都看不见。
后来有一天夜里，我听见有人敲门。很轻，三下，停了。又三下。我隔着门问谁，没人回答。再问，门外传来一个声音："隔壁的，给你送点药。"我打开门，楼道里黑着灯，门外的地上放着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有一盒连花清瘟、一板布洛芬。我捡起来想追出去，楼道里已经没人了，只有声控灯自己灭了。隔壁住的是谁，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个一居室，住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平时上班早出晚归，从没说过话。那天之后她搬走了，我还是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可那盒药我一直留着，过了保质期也没扔。
后来有一天深夜，我下班回来，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片漆黑。我摸黑上到五楼，掏出钥匙准备开门。转弯处传来打火机的声音，一串火星亮了一下，又灭了。一个声音说："借个火？"我顺着声音望去，黑暗里什么都看不清，只看见一团模糊的轮廓。
"谁？"我问。
"五楼的，"那个声音说，"刚搬来的。烟抽完了，火也找不着了。"
我走过去，也靠着墙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递给他。他接过去，"啪"一声点着了，火光在那一下短暂地照亮了他的脸——很年轻，顶多二十出头，下巴尖尖的，眼睛下面有一圈青色的阴影。他吐了一口烟，把打火机还给我。我握着打火机，没有走。他也没有赶我走的意思。我们并排坐在黑暗的楼道里，中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他抽烟，我坐着，谁也没说话。只有打火机偶尔亮一下，照出一小块墙壁上的裂纹——那些裂纹在火光里格外清晰，像一张老地图，标着我们不知道名字的远方。
过了不知道多久，他把烟掐了，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谢了，兄弟。"然后摸黑往楼下走。脚步声一级一级远去，最后消失了。楼道重新归于寂静。我站在原地，忽然觉得那根烟燃烧的时间，比这一个多月来所有的白天都长。
春天来的时候，天窗上的封条终于被揭掉了。那天我下班回来，推开门，第一眼就看见那扇天窗是亮的。阳光从玻璃透进来，在屋顶上切出一块方方正正的光斑。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天窗底下，仰着脸，让那束光完整地落在我脸上。光刺得我眯起了眼，可我舍不得躲开。
过了几天，第一次出门不用查核酸了。我站在小区门口，看着那条路——五十米，对面就是母亲的小区。我走过去，走到她楼下，抬头看见那盆月季还活着，已经冒了新芽。她站在阳台上往下看，看见是我，笑了。我们隔着两层楼的距离，谁也没说话，就那样互相看着。那距离不远，刚好够看清对方脸上的每一道皱纹。
后来常想起那个在楼道里借火的人，想起不知道长什么样子的邻居留下的药，想起母亲隔着电话说的"等你"，想起马路上第一个摘下口罩互相点头的陌生人。我们学会了隔着距离相认。那距离里有谨慎、有敬畏、有克制。两米，刚好够一个人看清另一个人的眼睛，又不够交换任何多余的东西。可就在那两米之间，许多原本需要很多话才能说清的事，忽然就不必说了。沉默变得可以接受，变得理直气壮，变成另一种陪伴。
天窗又亮了。春天的云一朵一朵从方框里走过去，走得比以往都要慢。我看着它们，心里慢慢软下来。这个城市还在，我也还在，我们隔着合适的距离，彼此照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