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望远诗格律〈一二〉
登高望远诗格律〈一〉
中国古代哲学精髓是大道至简。大道至简就是把握事物根本性质及其特征，以其简要和高明，达到纲举目张，事半功倍。
在大道至简的哲学思想指引下，方块汉字传承着以象形、会义、指事、形音、假借等表义方法；汉字注音传承着由声母、韵母、声调三要素合成单音节的字音的方法；汉字使用则传承着古训“文从字顺”的方法。古训“文从字顺”就是直接文从字义。
直接文从字义，就是“音随义行的随机平仄”。音随义行，也使字音的声母韵母声调连同随行。字义是纲，字音是目，纲举目张，有条不紊，大道至简，取法乎上。适用于所有文体，因此，先秦诸子的文赋策论，诗经，楚辞，汉乐府，四言、五言、七言及杂言诗，以及现代的白话诗文，无不如此。于是，刘邦能即兴《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曹植能临事《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南朝齐梁时期，沈约撰《四声谱》，要以“设定平仄的音随义行”写律诗，这实质上就把直接文从字义扭曲为间接文从字义。因其过于烦琐，诗人们使用也不积极，清醒者更是反对、抵触。直到唐初沈佺期、宋之问等人，将其简化成唐律《平仄谱》，又因科举取士要应试律诗，于是《平仄谱》才盛行于律诗。
这个律诗格律包括：（1）限定四联八句，中间两联修辞对仗，五言律40字，七言律56字；（2）偶数句末字押韵；（3）每句都设定平仄；（4）押平声韵。
如果（1）（2），还是传承着直接文从字义，即“随机平仄的音随义行”的，是守正本色的古风式律诗；但是叠加（3）（4）以后，整体上就变成了“设定平仄的音随义行”，即间接文从字义的格律诗了。可见（3）（4）成了画蛇添足的败笔，败笔寄生其中，渐成顽疾，千百年来未能根治。
直接文从字义，“随机平仄的音随义行”，是以字义为纲，字音为目，纲举目张，是大道至简，取法乎上。
而间接文从字义，“设定平仄的音随义行”，是以“平仄＋字义”为纲，字音为目，平仄是字音子目，又叠加为纲，这种颠倒互缠的纲目关系，又怎么可能纲举目张？再则，汉字注音可分声韵调三元素，一旦成为单音节字音就不再可分，如同烧制好的瓷器砖瓦不可再分出水和泥来，这是注意系统的大道至简取法乎上。它也保证汉字使用系统也是大道至简取法乎上的，即只有形音义，文从字义音随义行。这都是上古文字文化的传承常识，不容投机取巧的。
正因为平仄谱的投机取巧，画蛇添足，本来在字典里的同韵字，人为按声调分出多个不同韵部来，不是向着取法乎上大道至简进步，而是拧着劲地舍高就低，取法乎下。无异牵牛不牵牛鼻子，要苦拽牛尾巴。
现在用《中华通韵》统一韵书，意义重大。但更重要和紧迫的还是诗词格律的守正和统一。于直接文从字义，即“音随义行的随机平仄”。
所以，只有舍弃《四声谱》《平仄谱》，才能根治它的顽疾，使诗词格律为：（1）限定四联八句，中间两联对偶，五言律40字，七言律56字；（2）偶数句末字押韵。如此足矣！
首先，它是一脉相承的直接文从字义音随义行，也是大道至简的取法乎上；
其次，在限定篇幅中，强化了对偶修辞的定量定位。
以上这样的古风式律诗，来自于不限篇幅长短，不限对偶修辞数量和定位，不限齐言、杂言的广义古风诗，又区别于广义古风诗。以提升必要难度而区别于广义的古风诗。
这种古风式律诗，是“随机平仄的音随义行”，它有多少种平仄排列呢？
用数学排列方法，若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算，五言句是5个4连乘的积，是1024种；七言句是7个4连乘的积，是16384种。若按平仄两种声调算，五言句就是5个2连乘的积，是32种；七言句就是7个2连乘的积，是128种。
古风诗的押韵句也不限平仄，意味着什么呢？若限平仄，连乘式的最后一位只能是1，即五言句就只有4个2连乘的积，只有16种平仄排列，比原来32种减少了一半；同理，七言句只有64种句式，也比原来128种减少了一半。不限平仄的深意在于，使押韵句和非押韵句都有同等数量的随机平仄句式，保持同等的结构张力和艺术表现力。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语言文字的音义平仄乃至语法结构，会有必然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一字一音是不变的，直接文从字义音随义行是不变的。以此两种不变而应其他万变，这就是大道至简的哲学精髓。
文字音韵节奏感的最小单位是一字一音，无论齐言杂言，皆可以依语法结构的句义，而灵动地构成恰当的组合节奏，齐言总有方正对应的音韵节奏感，杂言又总有错落有致的音韵节奏感，无论方言还是普通话都是这样，这都是一字一音单音节的高妙之处，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胎带优生。
其一，律诗所选用的4种及其各种变通增加，也都属于上述总集合中的句式，也是古风诗音韵节奏。其二，再从另一角度分析，字音的声母、韵母是字音的核心音韵，比声调更有说服力。于是我用电子数据表，将同字数的律诗和古风诗的声母、韵母，进行数理统计，交叉比，平行比，结果都呈随机性分布状态，这也表明它们的音韵节奏都是同质的。
数学排列，揭示了设定平仄的偏狭；数理统计分析，揭示了所谓能增加音韵节奏的虚无。既偏狭又虚无，画蛇添足，错在添足。
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才算达到了完善的程度。通过以上哲理和数理分析，深感上古祖先早已发现并确立以“随机平仄的音随义行”，即确保了古训文从字顺的本义，真是把大道至简的哲学智慧，运用得出神入化，实现了大道至简与数学原理高度完善的程度。
登高望远诗格律〈二〉
竹门
南开大学原中文系主任罗宗强先生，在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唐诗小史》中论及：（1）据王力教授《汉语诗律学》分析，上古到汉魏的诗歌中，修辞对仗的类型已有28种之多，只是不定位也不定量。（2）沈约的《四声谱》太过复杂，诗人难以适用也不大在意。直到唐朝初期，被沈佺期、宋之问简化为《平仄谱》后，才得以推广的。（3）近人刘跃平先生用唐律《平仄谱》统计陶渊明的诗，暗合平仄律的诗句约32％，因为那时还没有《四声谱》；而沈约等人依《四声谱》的诗句，合平仄律可达66％。
正是被简化的《平仄谱》有32％到66％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也是它的迷惑力和诱惑力所在，加之科举应试的推力，神秘色釆更为浓厚，正如唐释皎然所说：“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使风雅殆尽。后之才子，天机不高，懵然随流，溺而不返”。
王力文集第18卷第120页指出，设定平仄的节奏单位，与语法结构必然出现不一致的矛盾。五字句分为二三节奏，七字句分为四三节奏，这是符合大多数情况的。有些特殊情况是不能用这个方式来概括的，例如所谓折腰句，按语法结构是三一三节奏，如陆游《秋晚登城北门》“一点烽传散关信，两行雁带杜陵秋”。如果分成两半，那就只能分成三四，而不能分成四三。又如“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只适合一四；“寻觅诗章在，思量岁月惊”，只适合四一语法结构句；“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只适合一三一；而“风物长宜放眼量”“粪土当年万户侯”只适合二五，“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只适合五二，等等；
“在节奏单位和语法结构发生矛盾的时候，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语法结构。事实上，诗人们也是这样解决了矛盾的。”
这正是设定平仄弄巧成拙的又一表现。诗人们按语法结构解决平仄节奏的矛盾，正是古训文从字顺的内涵黙认，即“音随义行的随机平仄”。这样，汉语语音、语义、语法应变则变，但直接文从字义不变，一字一音不变，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无为而治，各种文体皆如此善御者使马，善射者使弓，驾驭自由。而《平仄谱》使近体格律诗词成了“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的败笔标本。
音韵节奏所有文体和语言都有的，不只是诗词有，是相当复杂的综合性艺术。是由作者的认知智慧、文笔能力，尤其是思想见解水准的高度决定的。总之，设定平仄是无法恰当地表达它的复杂性多样性的，只有无懈可击的随机平仄才能胜任。
总之，“音随义行的设定平仄”，不是直接文从字义，是拽牛尾巴使蠢劲；而“音随义行的随机平仄”，是直接文从字义，是智牵牛鼻子。
王力文集第18卷中有古风式律诗的总结，正是“音随义行的随机平仄”的范例。如：
〈唐〉崔颢《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唐〉杜甫《崔氏东山草堂》
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
有时自发钟罄响，落日更见渔樵人。
盘剥白鸦谷口粟，饭煮青泥坊底芹。
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闲锁松筠。
〈宋〉苏轼《寿星院寒碧轩》
清风肃肃摇窗菲，窗前修竹一尺围。
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绿雾沾人衣。
日高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
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
王力教授认为，这类古风式律诗中，有的是不够严格，有的则是故意违反律诗的平仄规则，以显高古。客观上，这些诗和诗人展示了古风式律诗的本色风采和守正易学。我正是由此而深入探源鉴本，并从理论上实践上清醒地走出了平仄谱的迷惑。
王力教授认为，唐中期的律诗，到唐晚期及宋初，因语音变化较快，也就变成了古风式律诗了。王力教授还特别指出那些以写“古风式律诗”以显高古的诗人和诗作，其实不必刻意，以自然清新为佳。
历史地看，语言语音总要随时代而发展变化，拘而必变，前拘后变，何必当初要拘，拘而成拙。汉代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如果我们善读古训文从字顺的本义，善读大道至简的精髓，妄拘平仄之愚是可以得到医治的。
舍得舍得，有舍有得，舍去的是设定平仄的片面和拘泥，得到的是随机平仄的全面与灵活，音韵节奏感更为丰富多采。消散了设定平仄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将是“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我虔诚地拜服大道至简，拜服古训文从字顺的直接文从字义，拜服音随义行下的随机平仄，它们是高明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但凡行“设定平仄的音随义行”者，定是取法乎下者。
好的诗词，无论状物、绘景、喻理、抒情，有赖赋比兴的妙用，与字词句的平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