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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律诗词不可外译 [论文]

邬俊成     发布时间: 2026/10/31 6: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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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本是不可译的。意大利谚语说"翻译即背叛",而诗歌的翻译尤甚。西方翻译界有一句名言:"诗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诗尚且如此,何况是平仄、押韵、对仗齐备的格律诗词。有人说诗词可译,是只见其"意"、不见其"体"。他只看见了诗词说了什么,却没看见诗词是怎么说的、凭什么成其为诗的。

  与西方自由诗又不同:西方诗尚可"以诗译诗",因为它的节奏(轻重、长短)与汉语虽异,毕竟同属"音乐性的语言安排";格律诗词则建立在一套汉字独有的、别的文字根本不具备的机制上:单音节、一字一音、四声平仄。这套机制一旦抽去,诗立即不是诗。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歌的"别趣"正在于它以音声、节奏、意象、含蓄构成的整体生命。而中国格律诗词,又是这"别趣"中最依赖文字本体的一种。它的声律之美、对仗之工、凝练之极,几乎完全植根于汉字单音节、表意的独特属性。离了汉字这方土壤,其神韵便如盐入水,化而无痕。故曰:中华传统格律诗词,严格意义上不可译。这不是故步自封,而是对一种文字、一种文化的清醒体认。

  中华传统诗词,能不能翻译成其他文字?凡深谙格律者,必答:不能。且此非偏执门户之见,实因格律诗词之本质,决定了它天然拒绝"翻译"。有可译之念者,多是不明格律诗词为何物,不知平仄、押韵、对仗三者,乃诗词之骨血,而非可有可无的装饰。骨血既去,纵留皮囊,亦非其人。

 

一、格律三要素:平仄、押韵、对仗,皆是汉字的专利

 

  格律诗有三要素:平仄、押韵、对仗。这三者,无一不以汉字单音节、一字一音为根基。

 

  平仄。 汉语是单音节语言,一字一音,一音一节,天然形成整齐的节拍。古人将四声(平、上、去、入)归为平仄两类,平仄交替、粘对相间,遂成抑扬顿挫的声律节奏。五言"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七言"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诗句因此有节奏,有旋律。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仄仄平平平仄仄,六个平仄相间、起伏有致的音节,读来如珠走玉盘。这不是修饰,是诗的血肉。而印欧语系的语言,或以重音、或以长短音构节奏,根本没有平仄这一概念;即便勉强讲声调,也无法对应汉语四声的抑扬。你让英文如何"译"出这七个字的平仄?平仄无处安放,诗的节奏与音乐感即荡然无存。而西方语言是重音语言,词有多音节,句子以重音与音节数计"音步"(如抑扬格),其节奏单位与中国以"字"计的顿,根本不可通约。译诗若要保留平仄,等于要求英文每词都同长同调,这在语种上便做不到;若不保留平仄,格律诗便成了散句。

 

  押韵。中国格律诗押韵极密,且韵部极严。 押韵,是韵脚的回应。近体诗首句可入韵,二四六八句必押韵,韵脚如诗之回环,读来前后相扣,回旋往复。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光""霜"同押ang韵,声音清亮,一唱三叹。

  译成外文,韵脚之音韵根本无法对应。译者若求押韵,则必为凑韵而改词改序,语义受损;若守语义,则必弃韵,音韵之美尽失。是两难也。而汉诗之韵,往往正是传情之处,如寒夜之漏、空谷之音。韵既不能保,则诗之神韵,已去其半。

 

  古汉语平水韵一百零六部、词林正韵十九部,韵脚须同韵相协,一字一韵。更关键的是,汉字韵母单一、整齐,押韵本是"易事",故诗家得以在严整声律中驰骋。要译诗,要么保韵失义,要么保义失韵,二者不可得兼。即便勉强押上,也是以另一种语言"另押一套韵",与原诗无涉。

 

  对仗。 律诗颔联、颈联必须对仗——词性相对、平仄相对、意象相对、数目相对、颜色相对、天文地理相对。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两"对"一"(数目),

 “个”对“行”(量词)

 "黄"对"白"(颜色),

"鹂"对"鹭"(禽鸟),

 "鸣"对"上"(动词),

 "翠"对"青"(颜色),

 "柳"对"天"(物象),此种工对,建立在汉字单音节、词性灵活、一音一义的基础上。英文多音节、有形态变化,一句之内字数便不整齐,何谈逐字相对?要造出既合平仄、又押韵、又对仗、又达意的外文诗句,实为不可能之事。

  所以说,对仗之工整对称之美,唯中文独有。字字相对,天衣无缝。对仗之能成立,正在于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独立自足的表意单元,一个格子对一个格子,才能严丝合缝。字母文字单词长短不一、多音节参差,根本无法做到字字相对、词性互洽。对仗一失,律诗的对称之美、建筑之美便不复存在。这种建立在单音节汉字基础上的工对,是西方语言没有的格律要求。译出来,对仗之美荡然无存。

 

二、汉字:形、音、义三位一体

 

  汉字是世界上极少数仍在使用的表意文字。它不同于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记音,汉字却以形表意,形、音、义三者凝于一字。

 

  "山"字,三峰并峙,一见便知是山;"水"字,曲流奔涌,一见便知是水;"日"、"月"、"人"、"木",皆象形会意,字本身即是画。这种"字中有画、画中有意"的特质,是拼音文字所无。当我们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霞"、"鹜"、"水"、"天"的字形字义,已在读者心中展开一幅画面;而英译的"sunset clouds"、"lonely duck",只是记音的符号,画面感失其大半。

  汉字不仅一字一音,而且一字一义或多义,古诗尤贵含蓄,常以一词兼摄数意,以意象供人回味。"空"字,有空洞、空寂、空阔、空灵诸义;"远"字,有辽远、疏远、久远、深远之蕴;"愁"字,更含愁绪万千,无可名状。一首诗,往往正是借这多义与留白,织成朦胧幽远的意境。每个字都是一个自足的"义核"。这正是诗词"炼字"的资本。

  同一个字,在诗中常含数义,虚实相生,留白无限。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丝"与"思"谐音双关。蚕丝之"丝",即相思之"思";这一个字,既是物象,又是情语。李清照"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一种"二字,其味难言。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十四个字全是名词,无一动词,却构成一幅完整的羁旅晨景——这种纯意象的并置,英文必须补上动词、冠词、介词才能成句,而一补,那凝练的意境便散作流水账。汉字的一字多义、以虚代实、以少胜多,皆非拼音文字所能承载。

 

      且看"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本是形容词,此处活用为动词,一字兼含色彩、动态、生机:"绿"既是颜色,又是"吹绿了"这个动作的结果。译成外文,必须拆成"使……变绿"(turn green),一个字的力量、一个字的千钧,拆开来就散了。

  外语一词一义,若欲达意,必须取其一端,而其余诸义随之尽失。如"独钓寒江雪","独"字有孤独、孤傲、清高、遗世独立之意;译作alone,则只存"一人"之实,而"孤高"之韵、遗世之怀,荡然无存。所谓"诗无达诂",正因其含蓄多义,经不起"唯一解释"的翻译。

 

  再如叠字、双声叠韵的运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十四个字全是叠字,声情并茂,音节回环,把愁绪一层层铺开。外文单词无法这样叠加,一译便失去了那种齿舌间反复摩挲的声情。

 

  更根本的是凝练。五言二十字、七言二十八字,要容纳完整的意境与情思,靠的是"意合"。省略主语、虚词、一切可有可无的连接。看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六个名词意象并置,无一个动词、一个虚词,画面与旅愁全在名词的并置里;马致远"古道西风瘦马"亦然。这类纯名词意象句,译成英文必须补足冠词、介词、系词。"On the ancient road, in the west wind, a lean horse",水分一补,凝练的诗味尽失,成了语法通顺却了无诗意的散文。

 

三、文言与留白:语法结构的不可通约

 

  中国古典诗词用的是文言,其语法与白话、与西方语言大异其趣:

 

  无时态:"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无"过去、现在、将来"之分,此景此情,超越时间,故千古常新。西方语言动词必有时态,一旦译出,便把这"永恒的当下"钉死在某一个时刻。

 

  无单复数、无定冠:"床前明月光",这"月光"是一缕还是一地?是"the moonlight"还是"a moonlight"?原文不必明说,意境自足;译文却被迫选边,一旦选定,留白便失。

 

  省略主语:"独在异乡为异客",谁在"独"?不必言,读者自代入。译文却须补出主语,一补,泛化的共情便成了特定的某一人。

 

  通感与炼字: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以听觉写视觉,把无声的春意写得有声有色,被誉为"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王国维《人间词话》)。这种以一字之"无理"而成"至理"的炼字,正是"诗眼",非汉字无法着力,非他语无法翻出。

 

  典故与双关:"庄生晓梦迷蝴蝶",用《庄子》之典;"高山流水"、"折柳赠别",皆文化密码。这些典故译出字面,不通;译出典源,则诗味全无。文化不可译,典故随之不可译。

 

四、语法与典故之不可译:文化的不可通约

 

  汉语无形态变化,不靠时态、数、格标记意义,靠语序与意合;外文是形合语言,时态、单复数、冠词、系词一应俱全。诗句为凝练而省略的成分,翻译时全要补回,一补就臃肿,一臃肿诗意就稀释。

 

  再往上,是典故与文化负载词。"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一个"杜鹃"承载了望帝化鹃的故实、啼血思归的哀思,千年文化尽在一个意象中;"仲宣楼""鲈鱼正美"之类,更是浓缩了一部部典籍。这些字,外文读者没有对应的文化语境,翻译过来只是"一只杜鹃"、"一座楼",联想系统彻底失效。诗不再是诗,而成了一条待注的注释。

 

五、翻译的困境:形、音、意不可兼得

 

  诗,是"以最少的字,承载最多的意"。而翻译的本质,恰是"以他语的字,替代原语的意"——两套系统本不对称,损失在所难免。对诗歌而言,形(格律)、音(声韵)、意(意境)三者本为一体,翻译却只能顾此失彼:

 

  顾意,则失形失音——译成散句,格律尽毁;

  顾形顾音,则因韵害意、削足适履;

  形音意三者兼得,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字之间,几乎是不可能的。

 

  故钱钟书论翻译,谓"矫揉造作",谓"藏拙或欺骗";鲁迅亦言诗不可译,"以诗译诗,所得有限"。中国格律诗尤甚,它的形式(平仄对仗)不是可有可无的外壳,而是与内容血肉相连的肌理,拆了这层肌理,诗便不再是那首诗。

 

六、他山之石:以诗译诗的尝试,本质是再创作

 

  并非无人尝试。许渊冲先生穷一生之力"以诗译诗",倡"意美、音美、形美"三美之论;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译中国诗,掀起意象派诗潮;宾纳(Witter Bynner)译《唐诗三百首》为《群玉山头》(The Jade Mountain);韦利(Arthur Waley)译白居易、李白。这些努力,向世界传播了中国诗歌的意象与精神,功不可没。

 

  然而细察之,它们无一不是再创作,而非忠实翻译。让中国诗词在异邦"再生"。但那已不是翻译,而是用另一种语言另造了一首诗,是借原诗的意境重写,是"再创作"。

  理雅各译《诗经》,求其义而失其韵;韦利译唐诗,倡散体直译,不押韵不求形,然所存者唯诗之梗概而已;庞德译李白、译汉诗,则大半为借题发挥、自铸新词。庞德译李白的《长干行》,其实是以中国诗为灵感,另造英文诗;"床前明月光"的英译,众版本或取"胡床"之解,或取"井栏"之解,各执一词,而得其声律神韵者,了无一字。

  中国诗启发了西方现代。这是中国诗在域外的影响,而非中国诗的可译之证。正如一棵树的种子,落在他土里,长出的已是另一棵树,虽有血缘,即便主张"三美"(意美、音美、形美)的许渊冲先生,其译作亦不得不以意译代音译,自谓此乃"再创作"而非直译。

  可见西人所得者,仅汉诗之义境之鳞爪,而格律、音韵、对仗、含蓄之全璧,尽付阙如。此非"翻译",乃"借诗生诗",已是另起炉灶、别开生面之作,与原本之格律诗词,判若两人。正如古人所言,翻译诗歌,等于以一座山换另一座山,山已不是那座山。

 

结语

 

  综合以上,中国格律诗词的不可译,根源于三端:其一,平仄、押韵、对仗的声律格律,乃单音节汉字之专利,他语无此条件;其二,汉字形、音、义三位一体,一字多义、以虚代实,非表意的拼音文字所能承载;其三,文言语法的凝练与留白(无时态、无单复、省主语、重通感典故),与他语语法不可通约。形、音、意三位一体而不可兼得,故曰格律诗词不可译。

  诗并非绝对不可译,而是越依赖音律、对仗、字法、典故的作品,越不可译。格律诗词恰恰是所有这些要素的极致,故其不可译也最为彻底。散文、白话诗尚可大致转译,格律诗词则一译即失其体。

 

  但这"不可译",非谓中国诗词不能为世界所知。而是说,真正读懂中国格律诗词之美,须入乎汉字声律之门,得其"别趣";翻译所能传递的,只是意象与大意的一鳞片羽,其声、其律、其对、其蕴,终不可渡。这正是中国诗歌的骄傲,也是它的孤绝。它的美,恰在于它只属于汉字。故钱钟书引西谚以自况:诗不可译,正如"无物可译,惟诗为甚";而中国格律诗,又为其最。

  而这,恰恰是中华诗词之幸。它把"美"建筑在汉字这一独一无二的文字系统之上,别的语言无法复现,正说明它无法被替代。它属于汉民族,也正因为不可译,而无可替代地属于世界。那是别的语言永远够不到的一座峰,一座只有汉字才能垒起的峰。中国文字一字一音、一字多义,天生为格律而生;有此文字,才有此诗;有此诗,才有此不可译的独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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