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土。北方大地由汉末建安驴鸣下葬到当今笛鸣下葬，声音延续，贯穿千年时空，形式虽变，本质不变。今写篇文章以述怀。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声。荆轲刺秦，易水风寒，高渐离击筑，那声音里便有决绝与苍凉。这片土地上的人，似乎天生懂得如何用声音来面对生死。
建安二十二年，王粲病逝于返回邺城的途中。曹丕率一众文人亲临丧次，在王粲坟前，他回头对同游的文士们说：“仲宣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于是坟前驴鸣四起，声音粗犷幽远，穿过邺城的旷野，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
这段被《世说新语》忠实记录的故事，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另类的葬礼。没有诔文，没有哭嚎，只有一群文人学者对着坟茔学驴叫，为一个爱听驴鸣的诗人送行。魏晋风度在此达到极致——以对方最爱的方式告别，便是最高的尊重。那粗犷幽远的驴鸣，不是滑稽，是深情到了极处才有的率真。
一千八百年后，这一幕在燕赵大地上演了另一个版本。
冀南一带村庄的丧事，如今少不了响器班。唢呐、笛子、锣鼓，有时还加上西洋铜管。出殡队伍浩浩荡荡，笛声嘹亮，鼓点沉重，穿过村巷，穿过田野，一直送到坟地。其间还夹杂着阵阵鞭炮声，硝烟弥漫，脆响连连。而下葬那一刻，三声炮响冲天而起，震得地皮发颤——这是起灵的号令，也是告诉天地：有人要入土了。
村民们称之为“笛鸣下葬”，也有叫“炮仗送终”的。
从驴鸣到笛鸣，再到三声炮响——工具变了，形式变了，但本质从未改变：我们仍然需要在一个人消失的时刻，用一种声音来填补那个空缺。
为什么必须是声音？
因为声音是最古老的通讯方式。在文字诞生之前，人类就用呼喊传递信息，用哭声表达哀恸，用吼声驱散恐惧。死亡带来的寂静太过庞大，大到让人无法承受。于是我们本能地制造声音，仿佛声音够大、够响，就能把那片寂静撕开一道口子，就能让离去的人听见，就能让活着的人确认——这里还有人，这里还在继续。
王粲爱听驴鸣，曹丕便以驴鸣送他。冀南一带的老人，一辈子听过鸡鸣犬吠，听过田间地头的吆喝，听过村巷里的锣鼓唢呐。出殡那天，笛声替他送行，鞭炮替他开道，三声炮响替他叩开黄土之门。两场葬礼，相隔千年，用的是不同的声音，送的是同样的人间深情。
诗词无声笛有声。写在纸上的挽诗，再工整典雅，也需要读者开口吟诵才能发声。而笛子一响，声音自己往外跑，不需要翻译，不需要注解。村头老汉听不懂“骑箕返太清”，但笛声一起，他便知道该哭了。鞭炮一响，他便知道队伍走到哪儿了。三声炮响，他便知道——人，已经走了。声音是直抵人心的，比文字快得多。
但诗词并非全然无声。好的诗，字里有声。“薤露咽秋声”五个字，你若读出声来，便会发现“咽”字让你的喉咙也不自觉地收紧了一下。那是诗人在纸上埋下的声音机关，等待一个读者来触发。
从王粲坟前的驴鸣，到冀南村庄的笛鸣、鞭炮与三声炮响，再到挽诗里那个“咽”字——声音的形式在变，载体在变，但人类面对死亡时那股笨拙的、原始的、非要弄出点声响来的冲动，从未改变。
历史进步了，但是声音仍在。它穿过易水的寒风，穿过建安的尘土，穿过冀南的田野，穿过村庄的巷子，穿过工厂的机器轰鸣，落在一管竹笛上，落在一串鞭炮上，落在三声冲天炮响里，落在一页诗稿的“咽”字上。
声音穿过千年时空，从未断绝。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一天，也会有人为我们发出一声，点燃一串，鸣放三响，填补我们带走的那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