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
论当代诗词创作中的意象选择与融合
从“一蓑烟雨”到“高铁飞驰”——论当代诗词创作中的意象选择与融合文/白卯摘要：意象是诗词艺术的核心范畴，“意”与“象”的契合统一构成了诗歌审美的基本单位。当代诗词创作者面临一个深层困境：古典意象体系与现代社会生活经验之间存在显著断裂，传统意象的沿用可能导致“无病呻吟”，现代意象的引入又可能损害意境之优美。本文从意象的学理界定出发，通过分析苏轼《定风波》等经典词作中的传统意象生成机制，考察当代诗词中高铁、票根等现代意象的创作实践，进而探讨古今意象融合的可能路径。本文认为，诗词意象的价值不在新旧，而在选择准确与统一；古今意象融合的关键不在于比例配置，而在于是否能够围绕统一的意脉形成有机的意象链。当代诗词创作的出路，在于以真实情感为统摄，在尊重格律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创造性的意象转化。关键词：诗词意象；古今融合；意象统一性；当代诗词创作一、引言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历史节点上。一方面，诗词复兴的浪潮方兴未艾，创作者数量之众、作品产出之丰，为近百年所罕见；另一方面，创作者普遍面临一种根本性的焦虑：古人写诗，“凡所见者皆可入诗”，山川草木、舟马亭台，无一不是他们目之所及、身之所历的日常。而今天，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充斥着高铁、手机、网络、高楼，古人笔下的“柴门”“蓑衣”“更漏”“驿站”已从日常经验中大面积退场。如果坚持用古人的意象来写今天的生活，就有“无病呻吟”之嫌；如果用今天的物象来写旧体诗词，又常被讥为“破坏意境”。这一困境的实质，是诗词意象体系的时代适配问题。本文试图从意象的学理界定入手，分析传统意象的生成机制与现代意象的审美可能，进而探讨古今意象融合的策略与限度，以期为当代诗词创作中的意象选择提供一种系统性的思考框架。二、意象的学理界定：从“立象尽意”到“以意驭象”“意象”作为中国诗学的核心范畴，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周易·系辞上》中“圣人立象以尽意”［1］的命题。这一命题揭示了“言”与“意”之间的根本矛盾——语言无法穷尽思想，故须借助“象”作为中介。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进一步阐明了“言（语言）—象（符号）—意（意义）”三者的递进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2］由此，“象”成为连接语言与意义的桥梁，而“意”则居于统摄性的地位。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将意象引入文学创作领域：“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3］这一论述标志着意象从哲学概念向诗学范畴的关键转化。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指出，“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固有的概念和词语，并不是外来的东西”，［4］并对意象与意境的关系做出了经典论述：“意象是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是意象组织之后的升华。意象好比细微的水珠，意境则是飘浮于天上的云。”综合传统文论的核心论述，可以对诗词意象做出如下界定：意象是诗人将主观情意融入客观物象之后所形成的审美单元，它既非纯粹的客观物象，也非抽象的主观情思，而是“意”与“象”的契合统一。意象是客观事物和主观感情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和转化，但意象只是形象的二维胚胎，意象只有和文学形式结合成三维结构才可能建构成形象。我想，这理解这一点对我们诗词创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判断一个意象是否恰当，标准不在于它是否古雅、是否传统，而在于它能否准确地承载作者的情感，并得以呈现，能否与其他意象（包括现代意象）形成有机的统一。三、古典意象的审美机制及其时代局限古典诗词的意象体系是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许多意象经过历代诗人的反复使用和意义叠加，已经凝结为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文化符号。以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为例，词中“竹杖芒鞋轻胜马”一句，表面写的是词人在雨中拄竹杖、穿草鞋的行走姿态，但“一蓑烟雨”并非写实，而是用典，用的是代表“渔隐”的典故意象。这一典故意象“发源于张志和，定型于郑谷，拓宇于苏轼”，苏轼的“渔隐”情结“产生于贬谪黄州期间且终生未消”。［5］读者之所以能够跨越近千年的时空理解这首词，正是因为“蓑衣”“烟雨”所承载的旷达隐逸之情，已沉淀为一种共享的文化记忆。然而，古典意象的审美效力高度依赖于读者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李清照的“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借助大雁这一意象，将个人身世的飘零与北雁南飞的季节性迁徙叠合在一起，形成了深沉的悲秋意境。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以落花与归燕的对照表现时光流逝中的怅惘。这些意象的有效运作，建立在读者对“花”“燕”“雁”等物象的文化含义具有共识性理解的基础之上。问题在于，当诗词创作者脱离了产生这些意象的生活世界时，意象便可能从有意味的形式退化为空洞的符号。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中，大量“柴门”“蓑衣”“驿站”“更漏”的反复出现，正是这种退化的典型表现。在创作中，如果固守古旧意象、排斥现代生活，旧体诗词创作便容易沦为脱离现实的文字游戏。当代旧体诗人只有在意象、语言和体式上有新的突破，才有可能让旧体诗词创作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古典意象的沿用固然可以借助文化记忆唤起某种审美共鸣，但如果创作者自身并无相应的生活体验和情感需要，这种沿用便沦为一种修辞上的惯性，丧失了意象应有的情感驱动力。四、现代意象入诗的审美可能与创作实践那么，现代生活意象能否进入古典格律的框架之中，并产生不逊于传统意象的审美效果？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察当代创作实践中是否已经出现了成功的案例。由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得变化，现代生活意象大量涌现，那么，对我们当代人创作诗词来说，这些新兴的生活意象能不能引入古典格律的形式结构框架当中，引入进去后，会不会不逊于传统意象的审美效果呢？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我相在于当代创作实践中是否被大众和学院派普遍接受了，当然这种普遍接受过程是先从学院派接受开始，被诗评家们接受开始，然后到大众接受，并广为流传。但从学界评论来说，还是持谨慎态度的。不过，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将现代生活引入传统诗词中，也有成功的案例。比如，将高铁写入旧体诗词的尝试颇为引人注目。以《金错刀·路悠长》为例，词作以“高铁快，动车奔”直接入词，突破了传统诗词的意象禁锢。值得注意的是，词作并非简单地罗列现代物象，而是通过“勒风驾浪逍遥巡”“犹如缩地移天阵”等手法，［6］将高铁的速度感转化为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审美体验。这种写法成功地将高铁这一现代交通工具转化为诗性符号，在传统意象的沿用和现代意象的植入之间形成了一个有机呼应。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为当下诗词创作起到了良好引导作用。再例如另外一首掬轩写《水龙吟·高铁站分别》，［7］也将现代生活元素高铁、车票等引入诗中，隐含更为精微。词作是以高铁站为抒情场景，“雨悬江岸云帆湿”化柳永“暮霭沉沉楚天阔”为液态时空，“云帆本是古典意象，被‘湿’字浸透后竟渗出高铁玻璃幕墙的水雾痕迹”。尤其令人注目的是“票根存证”四字，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即使读起来没有传统诗词的丝滑感，但不影响情感代入，也非常的优美。所以，像二维码与日期、微信、手机、视频等，虽然不再是‘红笺小字’的浪漫载体，也不是现代生活轨迹的冰冷客体物像。词作结句“残星几点”暗合张继的“月落乌啼”，但“寒山寺钟声已置换为高铁轨道摩擦的嘶鸣，最后‘对清宵立’的身影，是被数字化时代遗落在月台上的古典魂魄”。在这首词里，“票根”作为一个现代生活意象，其审美功能也并不弱于“红笺”，作者精准地捕捉了当代人在离别场景中的情感质地，形成了传统意象难以替代的表达效果。现代生活意象引入传统诗词创作中，并被大众接受，离不开我们诗评家们的认可，没有诗评家们和专家们的认可，其实要将现代意象引入传统诗词并普度流传，是一件非常困难，至少在短期内做不到，在此，借此文也呼吁诗评家们和专家们是不是可以宽容一些。从诗歌史的经验来看，语言与时代共生是一条不变的规律。《诗经》中的“马车”“钟鼓”，汉乐府中的“市井”“胡商”，唐诗中的“胡瓶”“琵琶”，在其所属的时代无一不是“当代词语”。马致远“古道西风瘦马”之所以动人，并非因为“马”字古雅，而是因为那瘦马、西风、断肠人所构成的苍凉意境本身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这一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意象的审美价值取决于它与整体意境的融合程度，而非它是否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五、意象统一性的建构：困境与策略（一）古今意象的张力古今意象是各有张力，我们在创作诗词时不应过于拘谨，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本质上是两种审美距离之间的冲突。传统意象经过千百年的诗意浸润，已经获得了高度符号化的审美品质，读者在面对“明月”“杨柳”“烟雨”时，会自动调用文化记忆中的诗性联想，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传统诗词教育，容易记忆和情感代入。而像“支付宝”“二维码”“卫星导航”等现代意象尚未经历这一诗意积淀过程，这种理解的隔阂，我理解为代差，这种代差导致一看到传统诗词，就自动将它归为传统体系欣赏，将它们与现实生活实行自然的割裂，不屑于将它们纳入现代性。如果把我们现代日常生活场景的实用性和琐碎感代入诗歌，而缺乏足够的艺术转化，便容易造成审美上的“断裂感”，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旧体诗创作中，用大白话直道其事，直抒其情，既少比兴，更无寄托，没有正确的意象附着，诗歌的韵味便无从产生，正确的意象附着才能形成张力，古今一样，古人用的意象应是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脱离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同理，我们创作诗词一样缘于我们现代生活实践。意象选对，一样有张力，读来一样产生共鸣。大多数读有现代意象的诗词时，都有一种断裂感带来的短暂不适，这种断裂感的深层原因，还涉及教育背景与阅读预期的问题。当代读者自幼接受的诗词教育以古典作品为主，对“小桥流水”“风花雪月”的意象体系形成了较强的接受惯性。当“高铁”“视频”“微信”“手机”“QQ”等现代物象突然出现在格律诗词中时，读者可能产生本能的自觉或不自觉排斥反应，认为“诗词怎么可以这样写”。这种阅读预期的惯性，要求创作者在引入现代意象时格外注重艺术转化的质量。（二）意象统一性的建构原则解决断裂感带来的不适困境的核心策略，在于建立统一的意象链。当代学者孙绍振指出：“一首诗不是一个意象构成的，它是一大群意象构成的”，“一大群意象必须是同质的”。他以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为例加以阐释：“枯的、老的、昏的、古的、瘦的，还有夕阳、断肠人等，它们统一在悲凉、伤感的性质上”。这种“同质性”要求——全诗意象围绕一个核心意脉组织起来，形成相互呼应、彼此支撑的有机整体——正是意象统一性原则的核心。［8］袁行霈所说的“意境是意象组织之后的升华”，其深意即在于此：单个意象无论多么精妙，都必须被统摄在整体的意境逻辑之下，才能产生超越局部之和的审美效果。这一原则对古今意象融合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创作者在处理古今意象并置时，应确保所有意象都服务于同一个情感逻辑，而不是让它们各自为政。如何协调和统一诗词意象，这对创作者来说很重要。当然，传统诗词和现代诗词也有共同意象表达，比如，古今共有的，花草树木，日月云霞，山水亭台等，使用共同的意象表达，可能被大众所接受。我在阅读过程中，看到的大部分诗词使用的意象是属这类，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坏处就是难以脱离古人窠旧，难以超越。恰当引入现代意象，不建议整首词全部使用现代意象，不破坏传统诗词的意境和情感呈现，阅读起来会更优美，更能补大众接受。既会有艺术性，也具可读性。（三）意象转化的具体路径在操作层面，实现古今意象融合有几种可行的路径。其一，以古喻今，化实为虚。将现代物象用古典语汇进行转译，使其获得诗性品质。如将高铁称为“银龙电掣逐风前”，以“银龙”喻高铁，既有现代工业之刚劲，又含古典笔法之灵动。再如《金错刀·路悠长》中，以“勒风驾浪逍遥巡”形容高铁的飞驰，用“缩地移天阵”比喻其速度，都是在现代物象的基础上进行古典化的审美提升。其二，为传统意象扩充现代内涵。一些在当下生活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意象，可以被赋予新的意义维度。《南雅集》的研究表明，“对一些在当下生活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意象，诗人们为其扩充了现代内涵；而一些脱离当下生活的传统意象，则用现代新事物承担部分传统意象的功能”。[9]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保持传统意象的情感内核不变，而更新其具体载体。还是以《水龙吟·高铁站分别》为例，词中“云帆”是古典意象，但被“湿”字浸透后与高铁玻璃幕墙的水雾产生了呼应，古典意象的情感内核在全新的物质载体上得以延续，不过这需要读者有一定的理解力和情感共鸣，否则不容易联想到一起。其三，以现代意象为核心，传统意象为辅助。当一首诗以现代生活经验为表现对象时，可以现代意象为主干，以经过选择的传统意象为点缀和映衬，形成以新带旧、以旧衬新的结构，协调统一关系，不能形成对立关系。在近年来的旧体诗词创作中，也可以说有成功案例，如以“风车山”为题的作品，将风力发电装置转化为诗性符号，为旧体诗词注入现代科技文明要素，提供了当下诗词创作范本，我们不防可以进一步深度尝试。（四）格律形式对意象选择的制约在这里强调的是，格律诗词的刚性形式本身，也构成了对意象选择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格律诗体的基本意象单位是“联”而不是“句”，这意味着我们对意象进行组织时，不仅要考虑情感逻辑，还要服从于传统结构平仄对仗的形式要求。现代词语的音节结构和声调特征与传统诗词语言存在差异，这对我们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语言驾驭要求。在意境和格律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有效处理方式是，不要完全拾取一这个而不顾另一个，要两者兼顾，失去哪个都是不完美的呈现，在困惑时，可以用等效的另一句语言来化解矛盾，做到一举两得。也就是说，现代意象入诗并非简单的替换，而是一种需要高度艺术自觉的创造性转化。这对我们创作者来说，在考虑传统格律形式制约的同时，对现代意象的引入要更加严谨和谨慎，不能有随意性，否则就失去了诗词的审美价值。六、古今意象的融合现代创作诗词，需要考虑古今意象的融合，不能偏重于一方。在诗词创作过程中，我们是要考虑诗词的格律框架，但不能为其所束，因为我们是生活在现代化社会，环境等综合元素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与古人生活环境完全不同，所以可以将古今意象进行融合。通过文中事例分析表明，将古今意象进行融合不仅能够很好地表现出意境和情感，也可以保持形式的完美。不管使用哪种意象来呈现表达，最终是不要让读者读和理解起来产生过多的隔阂。对意的选择，是需要我们诗词创作者要考虑的，选择得准确，则更优美，选择错了，可能影响诗词的整体性和优美，比如上阙用古意象，下阙用现代意象，这样整体性就受到影响。七、结语当代诗词创作中的意象选择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关于“真”的问题。古人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因为他们真切地经历了那样的夜晚；我们今天写“高铁穿山过，票根留别情”，也应当出于真实的情感体验。意象的价值不取决于它来自哪个时代，而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准确、有力地承载和传达作者的情感。当代创作者不必刻意回避现代生活意象，也不必勉强使用已从日常经验中退场的古典意象。选择的标准应当是一贯的：这个意象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我所要表达的情感？它是否能与其他意象形成同质的、有机的统一？读者读到这里，是否会因为意象的选择而产生不必要的隔阂？回答好这些问题，便可能走出一条既不失古典韵味、又不脱离当代生活的创作之路。正如清人赵翼曾说过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诗词的生命力，正在于它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吸纳时代的语言和意象，在旧形式中注入新的感受与思考。这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对传统最真诚的继承。参考文献：[1]刘佳怡著，文化差异下的中西诗学“山”意象探微[J].《今古文创》2025（21）[2]王弼著，王锦民解读，袁行霈主编，《周易略例》[M].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10月01日.[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01月01日.[4]袁行霈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第3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 李定广、雍佳丽著，“一蓑烟雨”与苏轼的“渔隐”情结[J].社会科学战线，2026（1）.[6] 叶筋著，金错刀·路悠长（赏析）[EB/OL].叶筋诗词集，2025-12-15.[7] 掬轩著，水龙吟·高铁站分别[EB/OL].中国诗歌网，2025-05-30.[8] 叶勤著，回归文学研究的基础——访谈孙绍振[EB/OL].中国作家网，2023-11-23.[9] 周龙萱著，由《南雅集》看旧体诗词创作中的意象创新[J].中原文学，2024(16).
发表时间：2026年09月29日 20:42:38
分类：诗词理论